山奇的博客

 

下面关于零点乐队的内容摘自山奇的自传《走在娱乐界的边缘》：

 

……

“98年以后。后来有人采访我，让我谈谈对娱记的看法。我说我不是娱记，我觉得记者就是记者，娱乐只是工作的一个范围。作为记者本身是一样的，都有职业性、道德性。不过现在的娱乐记者职业性增强了，道德性降低了。”

“你那时候怎样坚持自己的职业准则？”

“真实反映事物的本身。我记得96年底有一个四川的女记者到北京采访，跟我认识以后聊得挺好的。她住在招待所跟我打电话，我们曾经聊了一个晚上。我是一个喜欢聊天的人。

“她在四川也是一个著名记者，也当过主持人，被称为铁嘴，而且心高气傲。在聊的过程中，她特别希望跟我交锋，但被我化解了。因为我根本就不接招，漫不经心就化解了。最后她说你太厉害了，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高手。

“她毕竟是一个外地的，潜意识里觉得不能丢外来人的脸。而且她也是有才华的人，想表露一下，所以她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我根本不考虑语气的东西，只是回答问题。她的情绪和挑衅我都充耳不闻。”

“你采访名人嘉宾的时候，怎么和嘉宾交锋？”

“提问啊，我提问会寻找角度，不会咄咄逼人，跟嘉宾千万不要咄咄逼人。”

“但真话是逼问出来的。”

“逼问是方式而不是语言的犀利。”

“真正的犀利在哪儿？”

“藏在后面，这是一种采访技巧。采访不是逼问，因为对方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。”

“这个时候你怎么办？”

“让嘉宾去掉防备，袒露自己。”

“但是你没有时间准备。”

“首先他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，他就不会认为我是去伤害他。同时我跟他面对面沟通以后，他会认可我的亲和，感觉到我的真诚，这个时候他是松弛的。而且我不会去伤害他，我觉得要尊重嘉宾。”

“你要隐私吗？”

“不要，我从来不说隐私。我会让他谈一些对生活的看法，台前幕后的事情，不会让他说隐私。我觉得隐私就是隐私，不用昭然天下。

“我记得那个女记者回到老家以后，给我打电话，他们头儿让她挖一些明星的幕后花絮，说如果没有就编造一些。我当时就特别反感，我说‘首先我不知道他们的隐私；第二，就算知道我也不会说；第三，媒体是一个宣传的平台，具有导向性。你们总编如果是这样做的话，或者让他改变办报的方向；或者这种地方不能久待。’没多久她就辞职了。这就是我当年的态度，十年前我就是这个态度，十年后我依然是这个态度。”

“你觉得Channel［V］当时坚持的导向是什么？”

“我没有考虑代表谁？我代表我个人。但是我个人做节目，肯定有我的影子在里边。所以流行音乐节目里边会有古典音乐的新闻，会有谭盾现代音乐的新闻，这就是我的影子。我这样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节目，我传达这个乐坛的信息。我是传达信息而不是挖掘内幕。”

“有选择性的？”

“对。肯定不会什么样的都上。”

“当时什么样的新闻比较多？”

“当时的娱乐事件相对还比较少，所以我拍的新闻都是歌手发片。当时拍过比较火爆的签售，有陈琳、罗中旭等，在西单音像大世界。”

“从来没有人为地去制造过媒体事件？”

“其实有过一次，但是是良性的。我1995年底刚到Channel［V］的时候，采访了零点乐队，他们正要发新专辑。应该说零点乐队接受的电视媒体我是第一家，还没发片呢。我记得是在东三环的龙博广场，访问了他们。回来我就说，这个乐队会火。

“96年初我跟乐手大毛说，你们出片了做一个签售，我来拍新闻。这是惟一的一次我安排的。

“后来他们去了复兴商业城，在地下，签售磁带。电视上播着《别误会》的VIDEO,但没什么人，大家还不认识他们。我们拍照、拍新闻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看着零点乐队一年推出一张唱片。96年12月31日在JJ迪厅零点时分发了零点乐队第二张专辑，我去了。97年底在阳光俱乐部发了第三张唱片，也是凌晨零点，我也去了。我看着他们一步一步成长。后来他们到内蒙古演出我跟去了，回来写了一个散记《内蒙之行》。中国最有名的音响师，一个是金少刚，一个是宋多多。宋多多说这是他看过的最好的文章。

……

“零点乐队自从出第一张唱片以来，我一直很关注他们的成长。他们一直是一年一张唱片，从96年初的《别误会》，到96年底的《爱不爱我》，97年底的《日日夜夜》。我一直见证了他们的成长。他们是那几年中国乐坛最优秀的乐队，介于流行和摇滚之间。

“1998年，他们去内蒙古演出，举办专场演唱会。因为是回到家乡，除了主唱小鸥以外，所以，对零点乐队来说，有很重要的意义。经纪人张扬和音响师宋多多为了向内蒙古人民展示真正的演出效果，在舞美和灯光上投入了很大的财力和精力。演出非常成功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《“零点乐队”内蒙演出散记》

3月5日

“零点乐队”去内蒙古呼和浩特演出，我们是午夜上的火车，离开北京的时候，外面黑黑的什么都看不见，便在火车的晃动下进入了梦乡。当睁开眼睛的时候，车窗外阳光明亮。透过窗户，塞北的风景映入眼帘，连绵起伏的山上，白雪还没有融化。铁路边的河道像一条白色的缎带，蜿蜒曲折，向前延伸，中间汩汩滚动着一些已融化的春水。更远处的山峦，刀光剑影一般，像木刻的画一样，衬着蓝天，煞是好看。只是春天还没有真正来到，一片一片的黄土，没有绿色。偶尔有几棵透着黄绿色的松树，孤独地站在黄土地上，就像回到家乡的零点乐队的几条汉子。

3月6日

中午，我们到了呼市，本以为天气特别冷，我还正为穿少了衣服发愁，没想到午后的阳光真灿烂，气温和北京差不多。同行的人穿着鸭绒滑雪衣，像个企鹅一样，却与环境有些不协调。

回到酒店，小睡片刻，便随乐队去呼和浩特体育馆。早一天到的音响师宋多多正忙前忙后调音。一会儿急速跑到台上，一会儿又跑到观众席上，试听音响。舞台上的灯光也在上下左右调动着。

这次音乐会的全套音响和灯光全部都是从北京运过来的，这样的装备，在呼市还是第一次出现。主办单位期望能给呼市的观众们带来一些视觉和听觉上的冲击。

“零点乐队”除主唱周小鸥外，大毛、二毛、朝日蒙、王笑冬一个个在舞台上试着自己的乐器，特别是鼓手二毛，怎么试也不理想，鼓声在晚上空旷的体育馆内震撼着，使人没有睡意。午夜时分，气温下降了，凉意袭人，主唱周小鸥与乐队一起合乐，直到凌晨两点多。我看着都累，别说他们了。

3月7日

这次演出有两场，今天晚上是第一场。上午，朝日蒙、王笑冬被电台叫去直播。下午，乐队的全体人员被安排到昭君大酒店，与歌迷见面并签售。大部分是中小学生，孩子们拿着气球，举着磁带，喊着乐手的名字，拥挤成一团。有的送自制的礼物，有的送上信件，还一人给了一个氢气球，气球在空中晃来飘去，像一颗颗歌迷的心。

签字后，大家直接去体育馆试最后一次音。路上，朝日蒙读着歌迷的来信，说太感动了。这些回家的汉子们，久久被家乡人的热情和关心温馨着，包容着。

晚上的演出，歌迷的热情差点掀翻了体育馆的屋顶，一阵一阵的狂热，一唱一和的呼应，台上台下的交流，令人感动。歌迷们差不多会唱乐队的每一首歌。掌声、呼喊声，声声不绝；烛光、火机光，点点不息。置身于这样一种氛围里，我的心一次又一次地被感动着。我有两次透过泪光拍摄，第一次是当小鸥说，内蒙古是我们的家乡，我们身在外地，“日日夜夜”想念家乡的时候，我感动了。这种思乡的感情，是每一个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的人所共有的。透过摄像机的镜头，看着歌迷们齐心协力地挥舞着手，同声高歌的时候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我为“零点”而感动，有什么比得上被大家的热爱更珍贵呢！

最后，当小鸥唱起“共同的家”，并说，内蒙古是你们的家，也是我们的家，是我们共同的家的时候，我的心一阵悸动，泪花猛然涌出。“天涯处处是我家”，此时此刻，不是内蒙人的我，也把自己当成内蒙古人了。作为一个离开家乡多年的人，何尝不是把每一处都当成自己的家呢？

3月8日

下午，乐队应该在天园大厦门口签售。当我们的车来到现场的时候，歌迷们涌了过来，把车团团围住，叫着名字，敲着窗子。顿时，我想起一篇文章，说的是在草原上有一辆被狼群围住的车。当然，只不过没有那么恐怖而已。

签售已无法进行，五、六百人把乐队团团围住，几个保安无济于事。乐队的五个人站在桌子上向大家致意，请大家安静。但人流一阵又一阵向中心涌动，桌子已顶不住了。一看不妙，乐手们赶紧“突围”，一阵“猛攻”，五个汉子“落荒而逃”，“突围”成功。

晚上的演出效果与前一天一样，我不想再重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演出的音响和灯光是呼市演出史上最好的一次。主办者向观众们展示了，什么是真正的音响效果和灯光效果，这次演出为呼市的演出趋向正规化而迈出了第一步。

演出结束了，全体人员几天来的紧张感一扫而空。乐队的人被他们的朋友们分割了，几个人在这儿，几个人去那儿。我与朝日蒙、二毛被接到仁钦酒店，大家一一落座。几杯酒下去，气氛开始热烈了。对于滴酒不沾的我来说，那就惨了，我真正见识到了内蒙古人的好酒、好歌、好客的一面。在座的有，搞爵士钢琴的巴图，搞音乐的阿鼓，有任钦老师等。听说任钦老师的马头琴是一绝，但他唱起歌来也非常拿手。他两手捧着丝巾，一手托着银酒杯向我唱起了歌。他唱起了“嘎达梅林”，大家同声合唱。我不知所措，如果我不饮，他将一直唱下去。我咨询了一番以后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但大部分酒从嘴角流到了身上。

大家一首接一首，一人唱，旁人和。“草原恋”、“母亲颂”、“送亲歌”，有蒙语、有汉语。特别有意思的是，阿鼓可以把每一段结尾都落到“巴扎嘿”上，让大家一阵嬉笑。

草原的热情让我领略了有生以来最多的白酒，但奇怪的是我头不晕、心不慌、人不醉。在酒与歌里，我度过了一次真正的内蒙古之夜。

3月9日

告别了呼和浩特，告别了内蒙，却带走了内蒙人的热情。带着草原酒的甘烈，沿着塞北的黄土，一路驶向北京。

遥远的内蒙，却留在心里。

1998年3月